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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。

台湾南部乡下小镇,半夜十二点,十字路口,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。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,三更半夜,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,看着平底大锅上锅贴在滋滋煎烧,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,脆脆的油条、松松的烧饼、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,全在眼前。忙碌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。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,这简陋的小厅就像个光亮的橱窗,正在展出生活的温煦和甜美。

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,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,用力拍了他肩膀,说:“怎样?我们来赌吧。赌你们赢我们六十万票?”

喝豆浆的那人抬起头,半认真半玩笑地说:“唉呀,八年都给你们玩光了,还要怎么赌?”

穿拖鞋的楞了一秒钟,然后陡然变脸,冲口而出:“你娘!外省的,你们滚回去!”

喝豆浆的跳了起来,看见那穿拖鞋的已经抓起凳子,高高举在头上,马上要砸下来的千钧态势。他也红了脸粗了脖子,怒声回说:“谁滚回去?跟你一样缴税,你叫谁滚回去?”

穿拖鞋的高举凳子就要冲过来,旁观者死命拉住,他挥舞着凳子大吼:“不是台湾人,给我回去!”

那“外省的”──这回我看见了,他也穿着拖鞋,边往外走边用当地的闽南语回头喊:“好啊,台湾人万岁!台湾人万岁!”

我一直紧握母亲的手,附在她耳边说:“他们是好朋友,他们只是在闹着玩的。”母亲已经无法明白那两人在说什么:相信了我的解说,只是皱着眉头说,“玩得这么大声,小孩子一样,不像话。”我把油条分成小块,放到热豆浆里浸泡,泡软了,再让她慢慢嚼。

回到家,反正睡不着,打开计算机看网上新闻。德国的《明镜》首页报导是这一则:从医生到歌剧演员, 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,都曾经是二战时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帮手。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。一个进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炉,明确指出,现代社会的国民可以在一个邪恶的政权领导下做出可怕的事。

马特纳,一个维也纳来的小警察,1941年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,就参与了枪毙2273名犹太人的任务。他当时给他的妻子写信:“执行第一车的人时,我的手还发抖。到第十车,我就瞄得很准了,很镇定,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,还有很多婴儿。我自己有两个小宝宝在家,可是我想,我的小宝宝要是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,可能会更惨。”

二战后,主流意见认为,这些丧尽天良的事,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,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做出的。这样来理解,让人比较宽心,因为,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大型研究却有重大发现:具体证据显示,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“普通人”是罪行的执行者,不同宗教、不同年龄、不同教育水平的人,都有。

天色有一点点灰亮。大武山美丽的棱线若有若无,混在云里淡淡地浮现,滴溜溜的鸟声,流转进窗来。

豆浆店的人说,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,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,一个是中学老师,本来是不错的朋友。可能喝了点酒,也许过两天就和好了也说不定。

可是我感觉丝丝的不安。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,薄弱,混沌,而且,一扯就会断。 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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