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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要比纽约的街灯暗得多,这是我们在阿根廷的半年里最深刻的体会。我们租用的车子老旧,车身落满了这座城市的灰尘,前挡风玻璃更加遮蔽了射进来的光。当我们驾车离开当地医院,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,我打破了我对露丝许下的两个最重要的结婚誓言:第一,我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和她说了话;第二,我欺骗了她。

我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X光片,只借助车上微弱的灯光,我便知道露丝体内发生了什么。但我一边发动车子,一边说:“嗯,我什么也看不出来,我们还是回家去咨询专科医生吧。”我当然是在佯装,我是肺癌专家,虽然对妇科领域不是很在行,但只一眼我就看出,露丝的癌细胞已经扩散。

露丝的X光片很快被传到纽约纪念斯隆-凯特林癌症中心,由那里的医生进行分析。我在这家癌症中心当医生已超过10年,2008年,露丝也是在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。回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,电话就响了,是露丝在癌症中心的主治医生打来的。

露丝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,各自拿着听筒。她的医生用了很多我无比熟悉的词,比如“转移”、“紧急放射”,下一步要注重“生活质量”而不是治疗等等。

对方没有采用掩盖事实的委婉说法,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刺探,他坦言道:“目前你的病情还是可控的,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,说不定你还能维持很多年,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。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延缓癌细胞扩散,尽可能给予你更有质量的生活。”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,从X光片上看,露丝的日子不多了。

虽然我明白,当病人没有准备好时,告知他们真相也许会产生副作用,但我仍然赞同露丝医生的做法。

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,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么健康,就像17年前我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第一次遇见她时一样,她还是那样美丽。可当我仔细端详我亲爱的妻子时,我又仿佛看到了这些年来,我曾在纪念斯隆-凯特林癌症中心10层(乳腺癌患者病房)看到过的病人们。她们有的变得消瘦憔悴,有的因肝脏衰竭浑身发黄,有的病人全身水肿、波及四肢,有的病人因肾脏衰竭以及癌细胞转移到脑部而变得神志不清。那些病人有的和露丝年纪相仿,更多的病人比她大。露丝今年才46岁。

我意识到现在我们夫妻之间有了一个不能讨论的秘密。我能看到露丝的未来,看到她的生命将在哪里终结、她将变成什么样子、将如何受苦,可我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,而露丝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。

我们赶回纽约,露丝做完手术后,北半球漫长的夏天开始了。露丝感到疼痛,向我抱怨说:“就像一个拳头在搅动我的肠子,一头骡子在我的脊柱上跳。”我笑着问她:“你怎么知道骡子在你背上跳是什么感觉?”露丝也笑了。手术一个月后,她有所好转。扫描显示,椎体上的癌细胞已经消失,治疗奏效了。

悲伤来临的时间和程度都是无法预测的,并不只有结婚纪念日,或者重回某家曾一起去过的餐厅,才能勾起丧偶之痛。当你走在杂货店的过道,看见长叶生菜时,你会想起爱人曾学着用油炸蒜味面包丁做恺撒沙拉,因为那是你愿意吃的唯一一道沙拉;又或是当你在机场候机厅里看到某一集电视剧重播时,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午后,你们曾一起看过它。失去爱人的滋味,不是哭泣,不是崩溃,不是低吟悲伤,而是四肢疼痛一般的幻觉。你会疼,会悸动,没有任何真实的来源,但你却永远不想让它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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